那么，什么是兼爱？在墨学文本里，有如下论述：1，兼相爱，交相利。
[3](P246)认为人性本然状态为善即是孟子所持的性善说，性善恶混是就性已萌发处而言，已不是性，王安石持性无善恶说是没有分清性之本然与萌发两种不同情况，是不知何为性。同时他还根据自己对新学的精通了解，转而尽揭新学之短，称王安石妄以私智曲说，眩瞀学者耳目，虽力学而不知道。
横渠说气质之性，亦云人之性有刚柔缓急强弱昏明而已，非谓天地之性然也。王安石通过讲天人相分而重视主体的独立存在性，并从主体人的心理生理能力出发，认为性无善恶之分。物正物自正也，大人只知正己而已，若物之正何可必乎。杨时反驳之，认为如果按照王安石的理论，忧恤百姓是不知天，那么文王视民如伤就更是不知天了，王安石以天任理而无情引导人君不必体恤百姓，其实是不知天。如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，守旧派就利用彗星等灾异数见来动摇神宗变法革新的决心，致使变法遭到严重破坏。
尽力乎利则为不肖，是扬雄的性善恶混。杨时不仅在现实政治中抨击王安石新学的邪说之害，晚年还著有《三经义辨》《字说辨》《日录辨》，从理论上进一步批驳新学之弊。《大学》只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，是一种由内到外的过程。
非但如此，宋儒为了突出道统的传承，还编排了一个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一线单传的儒家道统传承谱系。这实际是对上面与天地参过程的另一种表达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 进入专题： 《大学》 《中庸》 慎独 修身 。
自其存诸人而言，谓之心。那么性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?《中庸》说： 自诚明，谓之性。
慎独、修身以及最高理想上的不同都是由心与性的不同推衍而出的。二者都意在说明独处的时候，连面对自己的影子都不感到惭愧。程颢不过只说其为孔氏之遗书(《大学章句》)，而朱熹则断定《大学》与曾子有密切关系：而此篇者，则因小学之成功，以著大学之明法……三千之徒，盖莫不闻其说。陆象山、王阳明为一系，其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摄《易传》、《中庸》，而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主。
既然天地万物的性都是从天道得来的，那么地道也体现了诚。[4]《刘宗周全集》，2007年，浙江古籍出版社。征则悠远，即能尽物之性，也就是下面说的悠久，所以成物的意思。《中庸》为子思所作，自司马迁以来皆有此说，还算文献有征，但《大学》则没有记载明确的作者。
不过郑玄在注《中庸》慎独的时候，明显受到《大学》思想的影响。明乎人，明乎鬼者，然后能独行。
[2]冯友兰，2000年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客观地讲，是本体论的存有系统。
而修身的关键则在于正心，其说：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徐复观，第167-169页)，王博认为《中庸》包含很多荀学的内容(参见王博，第61-69页)，等等，但二者在理论形态上不同确是事实。其实这种思想来源甚早，我们在《诗经》中就能看到类似的思想。从心体看来，则曰十目十手，是思虑既起，吾心独知时也。而且此句话在《大学》中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曲，郑玄曰：犹小小之事，朱熹曰：一偏也。
所谓八个阶段，即八条目，具体包括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(第八卷外篇第八)二者虽然没有提及慎独，但独行独立独寝等说法与《淮南子》、《文子》所说的意思完全一样。
不过从上下文来看，《中庸》此处讲的慎独与《大学》并不相同。《文子·精诚》说：君子之僭怛，非正为也，自中出者也，亦察其所行。
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，其机如此……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
(参见牟宗三，上册，第51页)按照这种区分，《大学》近似横摄系统，《中庸》则属于纵贯系统。因而性发出来会出现过与不及。实际上《大学》开始说的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虽然朱熹所说并无史料根据，但由于其在当时的权威地位，他的看法不但没有遭到反对，反而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。
其说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，然后才能尽人和物之性。而心在《大学》中则具有重要的地位，其为朱熹所说的八条目之一。
所谓致曲，就是从一个具体的事情开始来实现诚。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(新)民和止于至善。
而程朱理学则与《中庸》更为接近，因其以尽性为中心。而五行都是形于内的德之行。
从性体看来，则曰莫见莫显，是思虑未起，鬼神莫知时也。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，于是作为传义，以发其意。圣人不惭于影，君子慎其独也。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。
而《中庸》除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外，更重要的是处理人与宇宙的关系，是一种由下向上的过程。在治国中，《大学》说：一家仁，一国兴仁。
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! 这就是说，从天子到一般老百姓，都要以修身作为根本。信乎朋友有道：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。
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从上下文来看，这里讲的慎独实际上是对诚意的解释。
